我們的生活中，文化須臾不在，文化無處不在。可魏文彬先生縱論文化產業，還是再次提出了“沒有文化，世界不堪設想”這個命題。（11月14日紅網）將這樣一個命題鄭重地提出和闡釋，不啻是一次關于文化的常識再啟蒙。
在日常的傳播中，“文化是個筐，啥都往里裝”。既然任何現象都有可能“裝”成文化，泛泛而論，一切存在過的人類生活現象是不是都有機會成為“文化”呢？當然不是。果真如此，也就不必再費力氣進行甄別評點，激揚清雅、針砭流俗了。而這激揚或針砭，正是一般所謂給“文化”或“文化產業”以“引導”、“規范”的范疇所指。但筆者要說的猶不僅此。
回到正題。須臾不在、無處不在的文化，如何可能“沒有”了？摳字眼地說，這不可能。只要人群還在生存、活動，就會有文化。但魏文彬又分明地指出了這樣的可能。“可能”來自哪里？
可以注意到，魏文彬論述了兩種極端：“在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同時，要警惕產業化、市場化對文化的傷害，要有一系列政策性、法規性的措施防治‘傷害’，以保證文化產品的格調、品位、導向和健康。反過來，我們更不能因為害怕‘傷害’就停止文化產品的生產。”從語意來看，兩種極端，都會過猶不及，都應避免。這個論述并沒有把兩者當成二選一的問題。但現實中，我們似乎又常常不得不面臨近于“二選一”的窘迫境地。如果“二選一”，應該怎么選？會怎么選？這其實就是一個常識問題。“有比沒有好”，“好死不如賴活著”，這都是常識。不能因噎廢食，不能把孩子連臟水一起倒了，不能怕蒼蠅進來就永遠關窗戶，這些也都是常識。所以是“更不能”，“要反對亂，但更要反對死或者無”。
可是，在實際操作中，在我們的歷史和記憶里，作為現象的反常識做法又何其多啊。“寧要草，不要苗”，“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但求無事、但求安穩”，都是我們熟悉的“歷史現象”。古今中外，總是會有打著文化反文化的人，額頭冠冕上刻著文化，卻出于習慣或其他需要，以防“亂”為名，將文化及文化產業捆綁、扼喉，通過種種規矩，使文化產品最終只呈現單一的“正確面貌”。只有單一的文化產品，這樣的文化體質，具有生命跡象，但實際上卻不過是“植物人”甚至“木乃伊”，和死掉沒有區別。“沒有文化的世界”，就是只有一種文化的世界。所以魏文彬說的是：“沒有文化，沒有百花齊放的文化，這個世界不堪設想。”
文化必是參差多態的，這是另一種常識——某種意義上說，世界的本質就是參差多態的。街頭舞表演和某些地方仍存在的、動輒十數萬人的標準化集體演出，我們永遠無法給予相同的評價，因為后者正是一種整齊的扼殺。不管后者能滿足哪些人的異樣審美需求、嗜痂之癖，都無法改變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后者存在的環境永遠是排拒參差多態的。正因如此，百花齊放才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出于怕亂而抑制參差多態，還不是最“不堪”的。我們還知道一個常識是“權力缺少限制就會淪為取利的工具”。包括在那些商品領域，比如煙酒土特產的經營，不是也常常能看到“封殺”、“制止”？雖然往往打著“維護正確”，“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幌子，說到底不過是為了減少競爭，博取那點超額利益么？在競爭的環境中，單一、粗劣的產品固然會被淘汰，但如果能通過非市場途徑而獨大，卻同樣可以獲得利潤。這樣的景象，就如同“木乃伊歸來”。在此情形下，還能說是有“文化”的么？
當然，魏文彬先生的論述，只是就產業論產業。但是，正如他強調的，“為什么我們不如別人?表面看，是我們技不如人、內容不如人；深究下去，發現是我們的產業化、市場化程度不高；說到底，體制不順不暢，是束縛文化產業發展的根本癥結。我們面臨的是體制性障礙、行政性切割兩大頑癥所糾結出來的一個死結。”病癥在文化產業，病根卻不在產業。要“治病”，只怕不能再單就文化論文化，甚至不能把文化僅僅看作一種產品，是為了滿足需求，是《黑客帝國》中通過電纜不斷輸入大腦以平復躁動的幻像。我們必須承認文化本身不僅具有工具屬性，還有價值屬性。具備文化感，具有個性的文化生活和意識，本來就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有價值的人的標簽；具備豐富、包容的能力，同時又拒絕那些真正愚昧、封建、虛偽的內容，則是一個有價值社會的指征。
“沒有文化的世界不堪設想”，看起來虛妄的命題，實際上與我們的距離卻近而又近。這樣一個命題所涉及到的那些常識，本是人們能夠輕易理解和接受的內容。魏文彬先生的論述無疑是誠懇、認真的。但這樣一些常識，這樣一個簡單的命題，在幾十年里，卻要被反復啟蒙，又總是顯得那么必要而不過時、具有真切的價值，這樣的現實情狀，讓人多么啼笑皆非又心頭悵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