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說，現在媒體辦的研討會，其中很多話我都不太懂。比如今天這個年會大標題是“重返民富之路”，我昨晚琢磨了半天，沒有弄懂是什么意思。“重返民富之路”就意味著我們曾經有過民富的時代，后來沒有了。原來民富過，現在不富了，所以要尋找“重返民富之路”，但是就我活的這幾十年和我讀過的中國歷史的這幾千年，我沒看到以前有過什么民富，所以不知道往哪兒重返。
從近處看，改革開放以來，民眾中靠勞動掙工薪的普通員工，典型的如農民工，十年八年前還是五、六百塊錢月工資，現在都是幾千塊錢了。由于勞動成本持續增加，企業家都喊生產成本上升太高太快了，所以很多產業要向東南亞轉移。亞行和北大的一項合作研究認為近年來實際工資增長已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因此我們顯然不能說一線工人變窮了。那么富人是不是變窮了？好像也不是。前兩天我看央視評選的年度經濟人物，大佬們賭一件不大的事情，張口就是拿一個億起價，現在一個貧困縣一年財政收入也就是一個億左右。所以富人顯然也沒有變窮。所以，我就不明白了：我們今天那么多重量級嘉賓高談闊論“重返民富之路”，想是說的什么意思？
再回到我今天參加的這個分論壇的主題，叫做“深化財稅分權”，這個我也沒有太搞懂。財稅分權這是政府內部的事情。政府研究財稅分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經常開會，他們也不請我們去，人家自己把這個問題該討論的都討論了，真是用不著咱幫他們操心。中國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關系，如果和國際上比起來，比例很正常，跟別人差不多，中央財政占的比例并不算高，轉移支付的情況其他國家也存在。我在英國生活很多年，他們中央財政的集中度比咱們還高，然后再做轉移支付。中國的財稅分權體制仍然還有問題，比如需要減少專項轉移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故確有改進的余地，但中央和地方之間永遠有矛盾、博弈，這似乎不是我們要研究的主要問題，不需要我們去為某級政府爭利益。
從整體上說，中國的財政稅收體制是有問題，而且是大問題。但很可惜，就如我們現在的城市化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國企國資問題、證券市場問題一樣，媒體上討論很熱鬧的往往并不是真問題，流行的反而是一些空話套話甚或以偏蓋全、以假亂真的噱頭。前幾天遇到一位媒體朋友對我說，好多話其實他們不采訪自己也會說，只是迎合讀者需要借名家之口罷了，因此他們自己去采訪也覺得挺沒勁。如果我們財經界擁有話語權的人落到這種空話套話的代言人地步，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中國財政體制首要問題在于賣地財政
下面我先講財政體制。中國的財政體制現在首要面對的是什么問題？我認為中國財政體制現在有三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要解決賣地財政問題。財政收入中相當大一塊是非稅收入，而不是稅收收入。稅收是國家的法定收入，非稅收入本來就是不夠正規，只能是偶然性和零星性質的。非稅收入搞這么大，這就很不正常。同時，我們這個非稅收入非常主要的一塊是靠倒賣土地來的。我們學的是香港的辦法，香港的地本來就是官地，就是港府的地，我們這還不是自己的地，是征收了農民的地倒賣，所以準確的說咱們不是土地財政，我們是“倒地財政”。
這個“倒地財政”我覺得是財政體制要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有沒有這個決心，有沒有這個毅力來動這個“倒地財政”，這是對新一屆領導在經濟上第一個大的挑戰。很可惜媒體包括學界對這個問題說法也不一，起碼沒有把它作為重要問題更不是首要問題，而去扯一些什么分權之類的雞毛蒜皮。在我來看新一屆政府改革如果說在政治上是反腐敗，在經濟上面能不能有突破，第一個試金石、最重大的考驗，就是對“倒地財政”采取什么態度。不先對自己開刀，土地亂局就不能撥亂反正。就目前來看，可以說倒地財政在新型城鎮化的口號下還在繼續蓬勃發展，我看媒體上也在推波助瀾，市場上炒作的基本也都是這一套。
其實，原來倒賣土地的財政是和舊式城市化配套的東西，新型城市化是不能搞這個的，這是財經媒體并沒有搞清楚的事情。這就跟計劃經濟一樣，計劃經濟是專門為那個一大二公時代配套的，現在倒賣土地的財政也是為少數人服務，不能給新型城市化配套的。2006年我曾經給政府提過批評和建議，我說你們講的新農村建設這個事情不是當今這個時代的主要矛盾，21世紀上半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龍頭是新型城市化建設，抓住新型城市化建設才是抓住了城鄉統籌的龍頭，相應的新農村建設才有空間和合理性。
那么，什么叫做新型城市化？原來那個舊在什么地方？這個新又新在何處？我覺得政府還只是剛開始有了模糊的意識，媒體和學界自己更糊涂就沒希望了。當時我說新型城市化，最主要就是要新在不能光有數量沒有質量，這就需要解決城市的科學規劃和布局問題，特別是解決人口和戶籍問題。舊城市化的要害就是土地的城市化與人口和戶籍城市化脫節，少數人利用土地發財牟利，把地價房價搞得很高。現在要搞新型城市化其核心就是要讓土地為外來人口落戶服務，讓土地的成本、城市化的成本大大降下來，這樣農民工和其他外來人口才可能安居落戶，人力資本才能積累提高。但是直到今天，我看了的所有的文件還基本沒有這個內容，媒體上渲染的也是開發商怎么瘋狂拿地為了迎接新型城市化——我說那不是迎接新型城市化，那是迎接舊式城市化。因為新型城市化首要是解決人落戶的問題，解決土地制度的改革怎么轉過來，從過去為大樓、大廣場服務、為開發商賺錢服務、為城中村和城郊農民補償服務、為囤了土地和多套房的城市精英服務，轉到低成本地為城市化的主體即農民工及其家屬和其他外來移居的人口服務，這才是新型城市化的本質。
財政體制要為新型城市化服務，我認為要打的第一個大仗就是改變倒賣土地的財政，但是現在這方面可以說還沒有什么準備。如果沒有這方面動作和準備，我覺得所謂的新型城市化最后必然還是走老路，還是少部分人獲益、大多數人被排擠在外的城市化，就是我們今天的狀態。所以，我認為財政體制要改革的核心，第一仗就是要動搖倒賣土地的財政。動搖這個東西后面帶出來一系列的問題。因為批評它是容易的，但是要替代它，問題是復雜的。我們現在土地還在招拍掛，如果按照中央文件里面說的“嚴格區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當然這個口號其實也是有問題的），假定真正按照這個口號去做，很快就沒有經營性土地可賣了，就不能招拍掛了，那么城市建設城市發展怎么辦？現在我們在這方面可以說沒有做任何準備。沒有準備就只能沿著現在這條老路走下去，一方面被迫付出的土地補償越來越高，一方面招拍掛又進一步推高城市土地和房產價格，結果只會造成土地資源的集中和一部分人的暴富，從而堆積越來越大的資產泡沫、地方債務和金融風險。
中國財富榜上有那么多大開發商，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只有香港有，因為我們是從香港學來的拍地模式。這個模式就是把土地資源集中給少數大開發商，所以中國財富排行榜才會有這么多地產商，政府一說新型城鎮化，地產股都上漲。我說這完了，這不是新型城市化，這是舊式城市化。許多人沒有意識到，新型城鎮化的口號其實首先是對財政體制的重大挑戰，即我們的財政體制用什么來替代過去我們稱之為“土地財政”的舊模式？土地如果不用征收和拍賣的方式是用什么方式？現在又有新的建議，說可以搞城郊農民自主城市化，還有人推薦深圳原住民自發城市化的模式。但深圳富起來只是城中村的農民，他們成了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深圳外來打工者是本地戶籍人口的近10倍，房價那么高，有幾個能安居？擠在工棚、握手樓和地下室里能叫安居嗎？我們不能打著農民的旗號，為只占很少數的城郊農民謀利益。如果只是讓少數人受益，只是讓政府、開發商、城市精英和城中村和城郊村的這些既得利益者做進一步分贓，是解決不了新型城市化問題的。
這就是我說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倒賣土地的財政問題。現在土地財政在發達地區和大城市已經占很大比例。如果不從根本上動搖這一塊，設計一套新的制度完全替代這一塊，那么新型城市化拉動經濟發展的設想就會完全落空，因為靠少數人發財拉動不了中國的持續經濟增長。只有幾億農民工和他們在農村的家屬、留守的兒童，還有大量從中小城鎮到沿海一線大城市轉移過來的外來人口，這些若干億人的安置，這些人分享土地權利、住房權利，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權利，才會真正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才能夠實現可持續增長。從根本上說，這本來并不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而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和不可剝奪的權利。他們是國民，他們在這個城市有工作，就有給自己搭一個窩的權利。所以我認為財政體制第一個問題也是最大的挑戰，就是對倒賣土地財政的態度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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